瀚亞投資（新加坡）
2021年對亞洲債券而言充滿挑戰，因delta變種病毒使許多亞洲國家推遲經濟重啟，導致經濟復甦欠缺一致。中國債券違約率上升亦導致亞洲債券市場出現顯著波動。
但這似乎並無影響投資者對亞洲債券的投資意欲。我們在2021年7月至9月期間進行全球調查（加入連接到白皮書附屬網站的連結），當中超過一半受訪者表示他們希望在未來12至24個月內增持亞洲債券。
負收益債券數量自2020年3月的低位上升，在這環境下，亞洲債券的較高收益率仍見吸引。所有受訪者中，73%認為亞洲債券比已發展市場債券提供較高的風險調整後回報。
企業管治有所加強
然而，這並不表示投資於亞洲債券完全沒有挑戰。42%受訪者強調，企業管治問題是他們投資於亞洲債券市場時的首要憂慮。
儘管市場認為其進展有限，但根據《企業管治觀察報告》（CG Watch）1 ，亞洲的企業管治標準自2018年起已大幅改進。雖然泰國及馬來西亞的政治挑戰或導致當地政府與公共治理措施惡化，但亞洲其餘地區已有以下進步：
- 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更趨完善
- 企業管治守則更新
- 全新或經修訂的盡責管理守則
- 獨立董事定義更加嚴格
- 執行工具加強
- 審計規例更為成熟及透明
然而，不同企業管治指標的分數範圍廣闊，意味著排名最高（澳洲）及最低（印尼）的市場以及區內各市場之間存在明顯分歧。見圖2。鑑於各個市場的特殊因素，亞洲債券投資者必須深入了解所投資的市場及信貸，並在分析中保持靈活。
流動性增加
在我們的全球調查中，流動性在亞洲債券投資者的主要憂慮名單上位列第二。
亞洲債券市場在過去多年顯著增長。亞洲債券市場（美元及當地貨幣）目前的市值達22萬億美元，佔全球債券市場約18%。自2006年起，亞洲的當地貨幣及外幣債券市場分別以每年15%及13%的複合年增長率增長 2。話雖如此，區內部分市場的流動性低於其他市場。
買賣差價是評估債券市場流動性的其中一項計量指標。新發行的亞洲新興市場當地貨幣政府債券的平均買賣差價從2010年的7.2個基點大幅下降至2019年的2.8個基點。見圖3。即使我們將這些數據與2020年的平均買賣差價（可能受新冠病毒疫情影響）比較，亞洲市場的進步依然顯著。
然而，個別市場之間存在很大差異。韓國及中國等較為成熟的政府債券市場的買賣差價分別為0.4個基點及1.1個基點，越南政府債券市場的價差則較闊，達5.5個基點3 。自中國政府債券市場在2019年4月被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後，其流動性有所提升。
亞洲當地貨幣企業債券市場的流動性在過去多年亦有改善，但其買賣差價較政府債券市場的更闊。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退休基金、保險公司及金融機構往往是當地貨幣企業債券市場的最大投資者，兼且持有期較長。
圖3顯示，亞洲當地貨幣企業債券市場的平均買賣差價從2010年的23.7個基點下跌至2019年的11.6個基點。投資級別及政府相關債券通常有較高的流動性。各國的流動性狀況亦顯著不同，韓國的買賣差價最窄，為1.2個基點，越南的買賣差價則最闊（70個基點）。
交易規模是投資者用來計量流動性的另一指標。較大的交易規模反映市場存在大型投資者，但發行量及貨幣政策亦是貢獻因素。平均而言，亞洲當地貨幣政府及企業債券市場的交易規模在多年來有所增長。當地貨幣企業債券市場中，中國及韓國的平均交易規模較大，分別為860萬美元及840萬美元，而印尼（80萬美元）及菲律賓（30萬美元）的交易規模則較小。
定性因素會影響債券市場的流動性。AsianBondsOnline進行的年度債券市場流動性調查顯示，新興亞洲的當地貨幣政府債券市場在結算及託管流程中得分理想，但在向投資者提供更多對沖選項方面仍需努力。我們再次留意到，各個市場都有其個別情況——例如，泰國在投資者多樣性方面得分較新加坡高，但在稅收待遇方面表現則較越南遜色。見圖4。
增加超額回報的機遇
亞洲企業管治標準在過去多年有所改善，而我們預計，對環境、社會及管治（ESG）的重視程度增加將為亞洲的企業管治框架帶來更多重大改變。我們亦預計亞洲債券基金（ABF）項目及亞洲債券市場倡議（ABMI）等倡議有助提升亞洲債券市場未來的流動性。
亞洲債券市場的多樣性為主動型管理公司帶來顯著增加超額回報的空間。積極及動態的信貸分析對投資於這些市場至關重要。當企業管治失效時，債券資本價值通常在實際信貸評級下調或違約前一段時間就會出現虧損。
雖然亞洲債券市場有不同程度的流動性，但具規模的主動型管理公司有可能提高交易效率，並憑藉更高的發行人參與度增加回報。規模有時亦可促進更佳的一手市場交易配置。在亞洲市場及文化中，人際關係極為重要，因此在當地擁有實地投資團隊有利長遠發展。